作者 Fady Noun

民众运动初期的热情似乎已经消失了。 事件發生后的一年纪念不足以提供新动力。 新冠病毒大流行和贝鲁特港的两次爆炸，使许多新希望破灭了。 投票仍然是恢復革命精神的唯一途径。

 

贝鲁特（亚洲新闻）- 2019年10月17日在贝鲁特举行的民众运动的第一次纪念既无生气又令人失望，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革命」一样。

在6个电视频道上进行实况转播，终有一天需要解释他们在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提及这场针对黎巴嫩「内战的真正终结」（1975-1990年）的社会运动。

这件事导致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领导的政府垮台，推翻了一系列政治禁忌，并就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

今天，头几天的热情似乎已经消失了。民众对这次起义的年度纪念未能重燃开始了的革命火焰，原因是8月4日贝鲁特港發生两次巨大爆炸，这件事加剧了全国萧条的情况，爆炸源于未加预防的情况下储存的2,700吨硝酸铵。

爆炸摧毁了黎巴嫩首都的一部份，没有發现真正的肇事者并将其绳之以法。 对于旨在使一部份人口实现变革的任何努力，这种灾难已经产生了某种失败主义和一种无用的感觉，而该国已经历了无数危机。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描述去年10月17日的「革命」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这一定义很快就为民众所接受，因为与推翻政权的通常手段相比，它本质上是和平的。

但是，从深度上分析这种现象，「革命」一词本身就被强加了，儘管部份被淡化了。 这是因为，不管其可能的發展如何，10月17日运动无疑是个人和集体良心的革命。

在这场运动的背景下，是对旧秩序有集体的「否定」，对新秩序有集体的「支持」，如果有些溷淆，仍是代表对新的秩序支持和对正义与自由的极大渴望，以及彻底和绝对的拒绝，纠缠于不公平，有时是暴力和疏远的妥协。

10月17日的「革命」经历了两个伟大的阶段，即早期革命者认为他们可以主张「一切和现在」的疯狂希望，以及主张的划分和专门化的疯狂阶段。 尤其是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这场起义的减弱也挫败了许多最初的希望。 但是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状况。

对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地方事务专家贾米尔·穆阿瓦德（Jamil Mouawad）来说，「该运动未能产生计划或领导才能。当然，其主要口号[一切，意味着一切！]首先是统一并允许人们採取行动。 克服了传统的社区和政党，但这太笼统了，导致运动陷入死胡同。

穆阿瓦德继续说：「曾经有革命者，但不是阶级起义。 起义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过渡。 迄今为止，公民对政治阶层的不满情绪一直存在于私人领域，并蔓延到公共场所。 但是，我们还没有目睹到与过去的突破意义上的革命。」

另一方面，叛乱中出现的各种实体似乎不想或不知道如何一起工作。

该运动已孕育了100个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政治意愿，但缺乏共同的愿景。 政治学家解释说：「在贝鲁特，每个人都摆好帐篷，發表演讲，但是这个空间更多地反映了这些团体之间团结的分裂。」

国际法和人权教授，独立激进主义者哈利米·卡考（HaliméKaakour）的想法，由我的同事安妮·玛丽·哈格在《东方每日报》《L'Orient-Le Jour》之中引用其说话指出：「运动背后的政治组织需要时间才能成熟。 但是他没有奢侈的时间。」

他还重申:「如果在一个观点如此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想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找到自己，这是一种幻想，特别是在婚姻婚姻，废除忏悔系统和许多其他卷宗方面。」

一些分析家指责10月17日的起义缺乏战斗力。 还应记住，它被武装部队镇压，并受到真主党领导的团体的猛烈反击。

因此，必须指出，某种恐吓在其「减弱」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从阿拉伯半岛到加沙地带，从叙利亚边界到也门的暴力为特徵的环境中，选择一条和平道路本身就是「革命性的事情」。

上文引述的政治学家若瑟·巴豪特（Joseph Bahout）指出：「这种非暴力使得有可能确保民众对抗议活动的支持。」 但是对于《东方每日报》主编埃利·法亚德（Elie Fayad）来说，这是可能取得胜利的唯一先决条件。

埃利·法亚德（Elie Fayad）在一篇社论中回顾了我们如何从「受阻的政治体系」中脱身，邀请抗议者为黎巴嫩的下一轮选举做充份准备，并写道：「只有通过政治，我们才能拯救黎巴嫩的政治 。」

那些想要保持「纯淨」的人，留在家裡才是更好的做法。 其他党派将不得不「弄髒自己的手」，并与该党或一次合作的伙伴，又或持久的同一个或其他传统形式的联盟，然后针对这个或者那个党派。 在黎巴嫩，从 thawra（革命）派走到进入议会的10、15或20个代表（总共128个席位）已经具有「重大政治地震的影响」。

简而言之，要为2019年10月的辉煌岁月注入新生命，只有一条唯一的伟大道路：「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