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大流行导致日本妇女和青年的自杀率上升
根据政府数据，8月份的自杀人数增加了15.4％，达到1,854人。 尽管自杀率较低，但自杀妇女的人数仍增加了约40％。 与去年同期相比，从小学到高中生的自杀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东京（亚洲新闻/通讯社）- 日本自杀率上升，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对女士、少女和儿童造成严重伤害。
从经济上讲，新型冠状病毒对妇女的影响尤其严重，她们更可能在零售或服务业中从事非正规工作。 她们占日本最近失业人数的接近66％。
日本是定期发布自杀数据的少数几个主要经济体之一，自杀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
数据表明，随着各国努力应对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孤立带来的影响，这种冲击正在影响某些人群，而这些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
在日本，自杀率一直在稳步下降，但仍然是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今年超过13,000人，而新冠肺炎带来的死亡人数则不到2,000人。
根据政府的数据，自杀人数在8月份跃升了15.4％，达到1,854人。 尽管这一比例较小，但自杀的妇女人数却增加了约40％。 与去年同期相比，小学到高中学生的自杀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59人。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东京大学教授泽田康幸(Yasuyuki Sawada)说：「最新的自杀数字可以帮助快速确定哪些群体处于高风险状态。」他撰写了有关预防自杀及其经济影响的书 。
他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可以确定哪个年龄段或哪个职业显示出较高的自杀风险，则可以迅速实施自杀预防措施。」
5月份发布的一项美国研究预测，在未来10年内，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会导致「绝望死亡」的死亡人数增加75,000人。
印度自杀预防基金会9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南亚这个国家，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有65％的治疗师报告患者之间的自我伤害和自杀观念有所增加。
大流行病中断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30个国家中、60％以上的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服务。
日本的趋势表明，大流行病增加了新的、可能是致命的压力：随着家人被困在家里，对家庭暴力求助热线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邻国南韩，3月、4月和6月自杀的妇女人数激增，尽管1月至7月之间的自杀总数与去年相比有所下降。
通常，女人比更多上瘾的男人更容易遭受抑郁症困扰。 因此，南韩自杀预防中心负责人朴忠雨(Paik Jong-woo)表示，长时间的大流行病可能解释了女性自杀率的上升。
对于日本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药物依赖性研究部门负责人松元俊彦（Toshihiko Matsumoto）而言，「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预防措施不足以挽救自己的生命」。
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空间使人们可以摆脱家庭压力，同时避免拥挤的环境和感染风险。
孩子们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 国家儿童健康与发展中心的医生Mayumi Hangai说，在大流行病的压力下，压力重重的父母「可能疏忽留意孩子的征兆，对他们的问题没有足够同情」。
父母表现出的任何压力或不快乐也可能转移给他们的孩子，当学校关闭且无法进行课外活动时，他们缺乏社交渠道。
尽管过去10年来日本的自杀率总体下降了，但2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唯一一个自杀率上升的年龄组。
在亚洲，与西方社会相比，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程度更大，从而加重了这一问题。 例如，在日本，存在着不显示自己的感情和真实自我的社会压力。
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在政府下令制止病毒传播的紧急状态下，自杀数字起初在春季下降。 也出现了像战争和自然灾害一样的集体团结。
但是，当经济开始重新开放时，部份人口被抛在了后面，例如失业工人或继续被困在家里的人。
在日本，学校经过3个月的停课后于6月重新开学，欺凌的报导有所增加，并增加了追赶学业的压力。
非营利组织Tamariba负责人西野博之（Hiroyuki Nishino）说：「因为要承受延误，孩子们感到的压力更大。」
由新冠肺炎引起的混乱加剧了深陷根深蒂固的现象-儿童拒绝上学。 这样的孩子自杀的风险很高。 西野说：「我们听说过5岁的孩子正在谈论死亡或想消失。」
总部位于东京的非营利组织Lifelink设有自杀热线，据称，从5月到8月，接到的电话中有20％来自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孩子。
Lifelink负责人Yasuyuki Shimizu表示，实时通讯应用程序对于儿童来说非常有效，因为有些应用程序可以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使用。 当问题是家庭暴力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7月份，日本政府在4月份批准的26亿日元（250万美元）基础上，拨款11亿日元（1,040万美元）用于预防自杀。
据南韩自杀预防中心的一位官员说，尽管在贸易和领土权方面存在激烈的争端，日本和南韩政府也定期交换有关自杀预防策略的想法。
专家指出，紧随新冠肺炎之后，迫切需要对精神卫生基础设施进行融资和投资，以服务于脆弱人群。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尽管研究表明，将美国投资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治疗可以使美国的经济生产力恢复，但精神卫生服务在各个地方长期资金不足。
亚洲开发银行的泽田康幸说：「政府的财政支持很重要，但也要认识到心理健康是一个问题。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措施也应该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