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旧与新的“东方政策”（第一部分）

作者 di Stefano Caprio*

梵蒂冈近期在外交上对中国的开放似乎让人回想起当年卡沙罗里枢机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当时和现在一样，圣座的举动曾经和正在激起争议、批评和指责，尤其是在被迫害教会和侵犯人权问题上的遗忘。卡沙罗里枢机本人也对这个政策的效果有所怀疑，虽然他的意愿是执行梵二大公会议以来的对话维度。今日我们发表这篇长文的第一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近几个月来，也许在最近几年，圣座在外交政策上的放弃主义和激进的否定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困惑。在许多方面，似乎让人回想起梵蒂冈当年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在上个世纪，教会藉此与几个最敌对的政权达成许多妥协，比如纳粹希特勒、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苏联。如今，梵蒂冈又显示出莽撞的开放态度和一味的让步，这其中最轰动的就是可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与后现代共产主义的中国达成协议，即使在卡沙罗里（Casaroli）枢机时代，梵蒂冈也没有向中国屈服过。

其实，在激进程度上不逊于此的，是梵蒂冈与普京以及基里尔（Kirill）牧首的俄罗斯达成的天主教新伙伴关系，教宗方济各与基里尔牧首于2016年2月12日在哈瓦那机场进行了一场充满超现实感的会面。对俄罗斯政策无条件的支持，使得一向与莫斯科冲突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徒感到非常不齿，梵蒂冈的这种态度自然而然与俄罗斯重新夺回其曾经失去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之愿望高度吻合，然而付出的却正是梵蒂冈自我否定的代价。

目前的梵蒂冈政策与上个世纪的“东方政策”之间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但只是部分的，也可能不具决定性。自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Giovanni XXIII）和梵二大公会议以来，罗马教廷决定放弃许多东西来拯救少数，但最重要的是为了拯救未来。如今，放弃似乎不仅是一种手段，而是目标：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不让教会委曲求全于一个预先确定的角色。当他们决定让刚直不阿的敏真谛（Mindzenty）枢机留在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里、斯里皮（Slipyj）枢机留在罗马的乌克兰修道院里，对基督徒受的迫害避而不谈，以便促进签署《赫尔辛基条约》（Trattato di Helsinki），以这种方式，由卡沙罗里枢机领衔的梵蒂冈外交官们努力给教会留存一个生存空间，也许可以推动像苏联这样的极权主义政权改革，放弃与信仰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后梵二会议时代和对话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推动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世界、尤其是与俄罗斯教会展开对话。在前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雅典纳哥拉（Athenagoras）、俄罗斯都主教尼科季姆（Nikodim）和荷兰籍的维勒布兰德斯枢机（card. Willebrands，担任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秘书长即后来的圣座基督信徒合一理事会主席长达二十年）等人的合力之下，开启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对话季”。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之时修成正果，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相互取消了彼此之间绵延近千年的绝罚和诅咒。

苏联领导层似乎是不温不火地支持这些开放，希望获得对自身目的有利的优势。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还培养形成了一批“对话专家”，围绕在极富魅力和充满活力的尼科季姆都主教及其亲密合作者们的身边，这些人中就包括时任圣彼得堡学院（Accademia di San Pietroburgo）院长、极为年轻而崭露头角的基里尔（冈贾耶夫Gundjaev），也就是现任的莫斯科牧首。

与此同时，得益于紧张局势的纾解，在国际层面，“冷战”投入的力量也渐趋接近和平衡，在肯尼迪、赫鲁晓夫和隆卡里（Roncalli，即若望二十三世）教宗等历史人物的作用下，和平前景趋于一致：更多是在宣传而不是实质上利用这种趋势，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争取和平”的口号作为其外交政策行动的伟大前景，在这个意义上，莫斯科东正教会代表人物的国际交往似乎为其宣传本身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

这种“缓和”政策也受到一些著名人士的支持，比如时任佛罗伦萨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乔尔焦·拉皮拉（Giorgio La Pira），他是一位致力于造福穷人的虔诚天主教徒，曾经亲自写了几封信给赫鲁晓夫。

1961年11月25日，也得益于拉皮拉等人的外交努力之下，赫鲁晓夫为教宗的80岁生日致送了一封祝福电报。1963年3月7日，赫鲁晓夫的女婿、官方日报《消息报》（Izvestiya）的总编阿列克谢·阿祖别耶（Aleksej Adžubej）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女儿拉达（Rada）一起拜会了若望教宗。其后，保禄六世于1965年10月4日在联合国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格罗米柯（Andrej Gromyko）会晤，然后，当格罗米柯于1967年2月、1970年11月、1974年2月和1975年6月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j Podgornyj）访问梵蒂冈时，教宗又多次会见了他。

卡沙罗里枢机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抓住这些年来国际政治开放所提供的机会，梵蒂冈外交基本上遵循着与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发起的欧洲东方政策路线。卡沙罗里枢机（Agostino Casaroli）是这一阶段的伟大诠释者，他先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官员、后来成为梵蒂冈外交的领导人，领导了教廷在后梵二会议时代里与东欧各国无神论政权进行对话的整个过渡期，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1963年，他参加了维也纳的联合国领事关系会议，代表圣座签署了有关公约。从维也纳出发，在教宗的安排下，他两次前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与共产党政府恢复已中断多年的接触。1967年7月4日，他被任命为宗教特别事务部（Congregazione per 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的秘书长，该部次年即1968年改名为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Consiglio per gli Affari pubblici della Chiesa）。1967年7月16日在梵蒂冈大殿受教宗保禄六世祝圣为主教。 1971年，他第一次前往莫斯科。1979年7月，受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封为枢机主教，并被任命为梵蒂冈国务卿。1988年，他参加了罗斯的洗礼千禧年庆典，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čev）。1990年12月1日他辞去职务，并于1998年去世。

阿希尔·西尔韦斯特里尼（Achille Silvestrini），是卡沙罗里枢机早年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为枢机主教，如今是圣座东方教会部（Congregazione per le Chiese Orientali）的荣休部长，他这样描述了那些年里树造了梵蒂冈新政策的方法和希望：“事实上，在‘东方政策’实施的多年来，在教会中一直存在着紧迫而持久的对抗，受到总是不时出现的戏剧性问题的影响。这种对抗并不着眼于教会被迫采取的迂回立场，而是在教会‘政治’选项的层面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是否让教会在共产主义面前摆出你死我活的抗拒，或者，让这种抗拒在原则坚定的同时，也承认在一些可能和诚实的事情上的有限协议。我们讨论的是，谈判能否让宗教生活获得空间和呼吸，或者是坚持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只是有助于保持那些政权的威望，却对教会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卡沙罗里枢机，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一个伟大教会之人的真诚信仰，如此解释三任教宗的领导，他们在气质上非常不同，然而在“爱德的对话”的信心里、不懈不倦地献身于“忍耐的殉教”，他们都是一致的。卡沙罗里枢机接受的是教会传统坚实的现实主义教育，早在若望二十三世开始最早的开放迹象时他就发问：“这是幻觉？或者，对教会而言是微弱、但却有依据的新的可能性之希望？确切的说，是什么东西经过了教宗的灵魂，在他漫长的生命里，乐观的自然天性、对人性根本的良善怀有几乎不可救药的信心，似乎统一在了一个近乎先知式的愿景里，超越了经验和外交的理性分析，却并不排除或轻视它们？”（引自于卡沙罗里枢机的著作《忍耐的殉教——圣座与共产主义国家（1963-89）》（Il martirio della pazienza. La Santa Sede e i paesi comunisti (1963-89)，都灵2000年出版）。

（第一部分完，待续）

* 作者是罗马宗座东方学院（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