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新东方政策和“出走”的教会（第三部分）

作者 Stefano Caprio*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似乎证明了梵蒂冈对苏联和东欧开放的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今教会执行的新版“东方政策”在宣告一个不受地理或信仰区分囿限的新世界。教宗方济各促使教会走向郊区、走向未知的大海深处，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所期望的那样。以下是一位俄罗斯文化专家研究的第三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在前任波兰教宗时代东欧的“宗教复兴”，似乎证明了梵蒂冈的筹划是正确的。然而，胜利并没有导向人们所希望的和解，也没有导向已世俗化世界的再次福传。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重生，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扩散和可怕，这不仅表现在中东恐怖主义或者朝鲜核计划的威胁，而且尤其体现在新兴世界对旧世界的全球化经济战，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欧洲的冲击，金融市场无休止的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各处被排斥人民的无法遏制的流徙。

如今的教会执行着新版“东方政策”（Ostpolitik），似乎是要从这种情形抽身而出，作为一个不同世界、一个不同文明的宣告者，不再受地理或信仰区分的囿限。罗马不再是“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并非因为它已经被莫斯科或者北京所取代，而是因为它认为应该在一个没有任何领头或者中心的世界上重建，或许，认可新的中心和参照系。谁都可以来为所有人负起责任：如果俄罗斯东正教认为有必要从道德退化中拯救世界，梵蒂冈就支持它，哪怕是与自己更自由的开放自相矛盾；如果中国的新共产主义想要统帅市场规则，既是物质世界，也有意识形态，教宗也支持它，甚至可以牺牲数十年来在迫害中艰难生存的地下教会结构。

所有这一切也是在阿根廷教宗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的努力下实现的，他在当今的天主教领导着一场走出意大利和欧洲背景的真正革命运动，他一直受到此种运动的吸引。

这不仅仅是符合将教会拉近最需要帮助的人类“郊区”的贫穷选择这一“第三世界主义”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缘政治转换：曾经依其定义是“罗马中心”的罗马天主教会正在变成一个无中心的教会。这就好比是说教宗方济各——正如启发了他选择名号的圣方济各一样——来割断宗座本身的驻地纽带，让它分散到世界的街头，恰好就像是中世纪的托钵修会和他们的成员所做的一样。

教宗方济各的教会事实上是在走出自身，不仅是从梵蒂冈禁锢的城墙走出，在物质上失去世俗权力，而且是从在绵延整个公元第二个千年教会保持了历史和政治中心地位的自负中走出。如果说拜占庭帝国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下烟消云散，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它古老和现代沙皇们的幻想中才在复兴，那么，罗马教廷——正如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正在少数人的热烈欢迎和许多人的无动于衷中消失，让伯多禄的帆船启航驶向一片开阔和未知的大海，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本人在福音禧年的格言所说：「划到深處去」（Duc in altum）。

梵蒂冈的新“东方政策”，这一自我矮化或者说“福传缩减”（decrescita evangelica）的政策，究竟是一个真正的预言、还是一次新的从世界逃亡，就像君士坦丁时代的埃及僧侣出逃那样，这将由时间来验证。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教宗方济各带领下的教会正在促使所有人放弃与历史地位和遗泽相联结、以及部分也是与令人心安理得的教条定义相联系的确定性。或许，与其说方济各是一位来自“世界尽头”的教宗，他更是一位天主拣选的教宗来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已然被超越和固化的世界之尽头，从而让我们敞开心扉，面向一个新的创造。

（第三部分完。点击此处阅读本文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 作者是罗马宗座东方学院（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