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方政策的批评，宗教迫害和异议（第二部分）

作者 Stefano Caprio*

虽然教会内许多人对梵蒂冈向苏联的开放态度感到义愤不齿，保禄六世却一直支持维护其路线。教会善意的政策未能阻止宗教迫害，相反，迫害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却催生了“萨米兹达”（samizdat，源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是一种大公合一和文化抵抗的形式，从苏联劳改营开始，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们团结一致经历了异议运动。以下是一位俄罗斯文化专家研究的第二部分。

罗马（亚洲新闻）— 梵蒂冈外交部门试图从苏联反宗教政策铁壁之夹缝中打开道路的努力，在天主教会本身的内部和外部都招来了诸多批评。许多人认为，与那些继续严酷迫害信徒的人们建立关系是不可接受的，几乎是不道德的。影响较大的有耶稣会神父阿莱西奥·弗洛里迪（Alessio Floridi），他是研究对俄关系的最好的天主教专家之一，从1950年开始是杂志《天主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关于苏维埃俄国问题的重磅专栏专家。由于他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他被苏联拒绝发放签证。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他对梵蒂冈东方政策（Ostpolitik）的批评争议，他结束了与前述杂志的合作，直到他出版了《莫斯科与梵蒂冈》（Mosca e il Vaticano）一书抨击此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ij）写道：“作者提出的问题的确很让人苦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梵蒂冈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如此德高望重的道德权威，却出人意料地与一个道德观截然相反的权力结成某种奇怪和不自然的联系，这个权力不仅否认所有宗教的价值观，而且还积极打击这些价值观。”

在七十年代中期，梵蒂冈可以对其已经执行了十多年之久的东欧政策进行评估。在这场总结中，让人感到沉重的不仅仅是来自东欧方面的批评（比如在1974年波兰首席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Stefan Wyszynski）枢机就对波兰政府和教廷之间建立起一个几乎是未来外交关系序曲的“持久接触”表示反对），以及弗洛里迪神父等人的。而是结果本身看起来不尽人意，尽管梵蒂冈方面做出来巨大的改变。1975年，教宗保禄六世公开描述了一个问题重重的局面。尽管他重申了“东方政策”的优点，但教宗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在枢机团会议上说：“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话的结果似乎是稀少、不足或姗姗来迟的，如果说其他人也许从中觉得足以有理由阻止这个政策的执行，然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需要持之以恒地继续走这条首先是通向甘之如饴的福传之道路：耐心、理解和爱德。当然，我们也毋需讳言，这中间有不少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回避或者承受与教会或人类权利相左的事情，这引起了苦涩和担忧；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误解了我们负责任的态度，就好像它是无奈的接受或默认似的”（引用自安德烈·里卡尔迪Andrea Riccardi所著《梵蒂冈和莫斯科1940-1990年》Il Vaticano e Mosca. 1940-1990一书第314页，1992年罗马-巴里出版）。

宗教迫害

事实上，梵蒂冈的政策并没有允许从实质上改变信众们在无神论国家政权下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在只稍稍比地下活动好一点儿的形态。相反，这些极权政府恰好是利用了西方和梵蒂冈伸出的求和之手，为所欲为地收紧了对信徒的压制和迫害，使教廷处在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短暂统治中，他一方面显示出自己是倡导国际缓和的主要角色，同时另一方面又决定实施苏联历史上最为系统的反宗教运动，甚至宣称其目标是要在电视上“让最后一位教宗悔改”。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失势后有所好转，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停滞”期间，对宗教信仰的箝制是连续和令人窒息的，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精神病院关押最为活跃的宗教信徒。

不过，尽管当局力图骚扰和消灭信仰，但信徒们仍然存在。事实上，在战后、梵二大公会议以及缓和时期备受争议的开放态度的效果之一，正是在整个东欧和苏联自身内部出现了一场自发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抗议运动，也就是所谓“异议”运动，其形式包括半地下式地流传阅读独立出版物“萨米兹达”（samizdat，源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类异议只有在历史和心态上更接近西方国家（且人口的多数为天主教徒）的东欧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才有比较张扬的公开表达，却被苏联坦克以极端暴力加以了镇压，而在苏维埃帝国的心脏，异议表达的方式主要是诗歌和文学形式，这其中，宗教表达找到了自然而热烈的形式。

显然，持不同政见的宗教人士无法理解或认同梵蒂冈外交的闪转腾挪，他们时常认为这是对“沉默教会”的真正背叛，沉默教会承受着痛苦和屈辱的代价，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保全忠贞信仰。正是宗教迫害在基督教各个不同门派的代表当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普世合一趋同：在苏联的各个劳改营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们被一个共同的不幸命运联结在一起，却体验了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的和谐与友爱，毫不费力地超越了最顽固晦涩的信理和教规问题。一位东正教神学家米哈伊尔·梅森-阿克赛诺夫（Mikhail Meerson-Aksënov）1972年写了一篇题为《天主子民和牧者》（Il popolo di Dio e i pastori）的随笔，其中写道：“基督创立的统一和大公（俄语sobornaja，即普世）的教会在历史上被划分和分割为两个（西方和东方教会），然后各自又分成几个对立的部分。地狱的力量不能赢得整体的教会，但又有哪个自我封闭、反对其他的教派，胆敢声称自己就是这教会的整体呢？”于是，正如索尔仁尼琴（Solženicyn）表述的那样，“从岩石底下”盛开出一个新的基督教复兴，其性质是跨教派的、很少体制的影响：当地教会阶层往往被困在与反宗教政权的被迫协作中，而与此同时教宗特使们在复杂的寻求活动空间之过程中不断做出妥协。

在苏联的周边卫星国家里，天主教徒的参照中心仍是波兰的圣职人员，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懂得如何保全教会的中心地位，这方面波兰的圣职阶层首屈一指。而在苏联帝国的内部，天主教徒们紧紧倚靠在两个大岛上：拉丁礼的立陶宛，它秉持着类似于波兰邻居那样的精神维持着信仰，以及在乌克兰西部的希腊礼天主教，但它完全是地下组织的，因为官方教会在1946年利沃夫（L’vov）的伪主教会议之后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抑制了，尤其是在其领袖都主教约瑟夫·斯里皮（Josif Slipyj）被捕后，东正教会在明面上已沦为当局的同谋。

当梵蒂冈高层试图竭尽全力在外交突破努力和维护受迫害信徒之间寻求最大可能的平衡，在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却以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途径，尽情享受自由的人们试图向“沉默教会”送去对苦难弟兄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团结和声援。事实上，从战后初期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各种致力于支持苏联和东欧弟兄姊妹们的协会、文化中心、平信徒运动等等，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这些组织扩大和深化了其方针和活动能力，加入到反共产主义的抵抗阵营，维护保存被破坏的传统，致力于实现梵二会议向全世界提出的大公合一之开放和更新教会的理想。

（第二部分完，待续。按此阅读本文的第一部分）

* 作者是罗马宗座东方学院（Pontificio Istituto Orientale）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