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名活跃人士、作家和记者等维权人士名单，其中包括了刘晓波以及不为人知的工人。他们继续恪守天安门开始的事业。为此，中国政府试图用监狱、酷刑、辞退或者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来压制他们。天安门创伤以及理想仍然活在人们中

北京（亚洲新闻）—二十六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至四日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力结束了天安门学生和工人要民主、反腐败的运动。据统计，二百到两千人被杀、几万人被捕，并被判反革命罪。当局继续制造种种借口为屠杀辩解，称是为了保障六四以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措施。但六四留下的创伤至今没有愈合。不仅如此，天安门事件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再次展示出了六四的现实意义。此外，天安门遇难者的亲人们继续要求为亲人和六四平反。特别是“天安门母亲”运动，强烈要求将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动用武力刽子手绳之以法；承认热血青年的爱国之举。政府和中共却负隅顽抗，继续在六四纪念前逮捕遇难者的亲属、或者将他们送出北京、切段他们对外通讯联络。尽管如此，天安门的母亲们仍然在今年发出呼吁，再次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将历史罪人绳之以法。今年， 李克强总理本人曾经要求日本承担起二战侵华期间的“历史责任”。全文如下：

上一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这场惨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惨案的死难者依然含冤于九泉之下，难以安息。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年里，即从上个世纪1995年起，我们这群“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致函“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声明八九天安门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要求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遗留问题与政府方面协商、对话。为此我们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 “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然而，上述要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中国无辜死亡了很多人，仅中共统治下就惨死了八千万（也有说六千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个“土改、镇反”，打死、杀害了很多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个“大跃进”（实则为“大饥荒”），又活活饿死了很多人；60年代至70年代，有一个全国性动乱的“十年文革”，自杀、他杀了很多人。一直到了世纪末，还发生了一起八九“六四”流血惨案，这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开进北京城对学生和市民实行的最残忍的大屠杀，用机枪扫射、用坦克碾压自己的同胞。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严严实实地掩盖着。

“六四”流血事件过后，我们从亲人倒下的地方站立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到一批又一批聚拢来，逐渐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在漫漫长夜般的黑暗中，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但我们没有停步，没有歇息；每一次失败之后不是绝望和气馁，不是退缩和溃散，而是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同命运者向着我们的群体走来。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是个坎儿，“天安门母亲”从整体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原先，大家有个约定，自“六四”十周年祭开始，每逢五、十周年之际，在京的难属都要举行“六四”受难者集体祭奠仪式。我们都会带着已故亲人的遗像，聚集在某户难属家中，供上鲜花，焚香点烛，播放哀乐，洒酒哭祭，以此抒发悲情，安抚亡灵。

1999年“六四”十周年，我们在便衣警察严密监控下祭奠成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尽管那年三月遭受了“文化衫事件”的不白之冤，但还是在便衣警察警戒下祭奠成了；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除了丁子霖夫妇被国安软禁在家不得参加外，其他难属排除干扰毕竟也祭奠成了。

2014年是“六四”惨案二十五周年，我们本来决定五月十六日仍在难属家中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然而，自四月清明节之后起至六月十日左右，在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绝大部分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所在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上门“谈话”，家门口被设岗，外出被跟踪盯梢……这样，原拟举行的集体祭奠，遂胎死腹中，连每年的“六四”祭文在“二十五周年”之际也未能发出。更有甚者，当局对我们之中有的成员还进行了变相抄家：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找难属“谈话”，从早到晚一整天，直至逼迫其“自动”交出家中电脑里所有存件才罢休。丁子霖夫妇则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被北京国安软禁在外地不得返京，以致他们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未能在亡儿冥诞（六月二日）及忌日（六月三日）陪伴其灵前（其亡儿遗骨一直置放在家中），更不用说在家中为亡儿祭奠了。

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并没有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去而停止，而是转入了“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这之前，他们一般通过窃听“天安门母亲”一些主要成员的电话、手机掌握情况，采取措施；然而，自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居然把窃听器置入“天安门母亲”某成员家里，当难属们为共同关心的事情议论纷纷时，他们就直接录下各人谈话的内容，包括当场宣读的文件讨论稿也不放过，然后随即采取威吓措施。对于这种卑劣做法，难属们义愤填膺，纷纷予以谴责。

杀了你的亲人，不给任何交代；你要公道，没有！只有迫害和监控，封住你的嘴，而且越演越烈！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代会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这是就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说的。当年日本人给中国造成了天大的灾难，今天日本政府的领导人理应担负起前人罪行带来的历史责任；那么，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这是确定无疑、不可移易的。这就叫做“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以史为鉴”。国人将拭目以待。

不能采取强制性遗忘：凡是对我有利的，就记住；凡是对我有害的，就忘掉。中国从“六四”至今的几届领导人，他们的思维定势，都是对“六四”采取了选择性遗忘。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领导人：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中国政府自从八九“六四”以后的隐瞒和欺骗，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空壳，社会的每个角落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尤其是“六四”后的青少年，他们从书报杂志上、从网络媒体上，看不到“六四”，看不到“六四”死难者，看不到“六四”死难者亲属，看不到“天安门母亲”，以至于使得整个“六四”这段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片空白。这究竟是谁之过？！

不要忘了今朝是何年——为何人们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要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何台湾每年都要纪念“二二八”镇压事件，韩国每年要纪念“光州屠杀”事件。试问：哪一年，哪一天，中国也将纪念土改、镇反中惨死的无辜者；纪念大饥荒中饿死的平民百姓；纪念“十年文革”中遭虐待、迫害致死的中国公民；纪念“六四”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尹 敏
郝义传	祝枝弟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朝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	孙海文	王海林	陆三宝

（共129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
赵廷杰	陆马生

（共37人）

天安门母亲服务团队集体讨论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

 

• 天安门的遗产：二十六年后，参与者仍因人权被囚禁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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