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的审查制度在习近平治下“收紧了桎梏”
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审查撤稿一事并不是个案。毛泽东时代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被杀害或监禁。剑桥大学出版社也许是出于市场考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习近平的绝对权力。
堪培拉（亚洲新闻）— 中国的文化审查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近来在习近平的政策中又大出风头。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帝就焚书坑儒。毛泽东时代则监禁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在他之后的邓小平继续强化审查制度，监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习近平还欲进一步收紧铁腕，刘晓波的逝世就是明证。这些是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其文章中表述的观点。今年8月18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屈从于北京政府的要求，阻止中国读者在网上浏览和下载一些关于中国的敏感文章。在这个决定激起了各界的强烈抨击之后，这家声名卓著的英国出版社于8月22日撤回了决定。此前一天，隶属于《人民日报》系统的《环球日报》对此发表了一篇社评，称剑桥大学出版社应遵守中国法律。白杰明是一位史学家、文化评论人、电影导演、翻译、网站编辑，他精通从近代（十七世纪）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化史，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中国史教授，同时也是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er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创始人暨主任。以下是亚洲新闻所翻译的他8月22日发表在“白水书院”网站上的文章全文，原题为《焚书坑儒（Burn the Books, Bury the Scholars!）》”。（亚洲新闻提供中文翻译）
中国的文化审查制度源远流长。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嬴政，便以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手段镇压了当时的文化异见。他抹去的不仅仅是让他感到不快的书籍，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了书的作者和读者。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史上都被严加指责，直到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国人民共和国开国主席毛泽东对他的同志们说：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 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今天，2017年8月22日，英国《卫报》报道，出版汉学界最有名望之学术期刊《中国季刊》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将重新向中国读者开放其网站上该刊电子版的一些被删除的文章。在此之前，剑桥大学出版社曾偷偷摸摸地屈从于北京政府的压力，自动审查了中国读者可以从其网站的《中国季刊》上所能浏览到的资源。今天，该出版社重新开放了一些关于敏感问题的文章，比如西藏独立、新疆、八九学运、六四天安门屠杀等。经过这次不光彩的摇摆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重申了其“支持学术自由的原则，这是大学所作所为的基石”。
身为一名资深学者，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之后又是一个重要研究机构的创始人兼主任，我多次与中国的众多“学术官僚”打过交道，他们醉心于各种国际排名、创收渠道、还有他们深爱的业务模式。
关注着这次剑桥大学出版社对《中国季刊》（我本人以及许多国际学者都为这本学术期刊担任过审稿人，我自己也在上面发表文章）进行自动审查所激起的风波，我不由得感到这幕后的学院铁算盘打得叮当响，那一向高冷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的校董们，我觉得他们多半是在忙于计算这其中的得与失。他们的得失算盘也许是这样打的：
- 得：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市场 + 源源不断的支付高额学费到剑桥留学的中国学生 + 党和政府的首肯 + 由于政策感应灵敏受赞赏从而在中国的销量大增……
- 失：国际媒体上不太令人愉快的关注 + 雪崩似的学术界抗议和呼吁 + 来自其他高端研究机构的鄙视 + 负面的公众反应 + 长远看学术界不再乐意为其义务审稿 + 现有作者和潜在作者的流失 + 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苦心经营的声誉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 + 剑桥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地位可能受到无法预知的威胁……
《卫报》今天的报道点明了一切：高尚的原则先放在一边，底线才是唯一的防线。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牌子，虽然溅了些污点，毕竟是保住了。这就是他们说的“有输有赢”？纠结多日最后回到维持原状，可以想象剑桥的专家们甚至有勇气感到沾沾自喜。噢，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译者注：这句话在国际政治上常用于批评英国，阿尔比恩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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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第二个始皇帝”的毛泽东死后不久，一本名为《读书》的杂志在北京创刊。1979年4月出版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李洪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书无禁区》。经过中共三十多年来严苛的审查，这篇文章宣示了在中国出版和读书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然而，李洪林的这篇文章发表前几天，邓小平严厉批评了“资本主义自由化”威胁，也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还宣布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共产党在中国生活方方面面里的绝对权威。从那以后，中国的出版商、图书馆、书店、作者和读者便一直在与一个反复无常的审查体系玩“猫鼠游戏”。
在相对宽松的时期，在中国可以接触到各种各类的书，一般而言，拥有必要语言能力的读者可以不大费力地读到非中文世界的知识和作品。纯中文的读者们有时也有惊喜：八十年代时，我的老朋友、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居然说服了审查官员批准出版他翻译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作品《1984》；2015年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匈牙利的原异议人士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的著作《天鹅绒监狱：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中文版，中央编译局是官方钦定的翻译和传播马列主义著作的权威机构。
然而，如今在习近平这样一位“全抓全管的老总”治下，审查的桎梏再一次被收紧了。迄今为止还没有焚书（可谁知道有多少手稿被审查官员锁在硬盘上或者抽屉里，束之高阁，等待未来或许会有的宽松机会呢？），但是，已经有被监禁的学者刘晓波在狱中成为了“当局有意忽视故意杀害”的被害人。
昨天，就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宣布收回其关于《中国季刊》的撤稿决定之前，一家以非官方口吻宣示官方路线的民族主义媒体《环球日报》就这场风波发布社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中國季刊》的資料庫有幾篇讀者不多的文章,以及那幾篇文章後來在中國互聯網上找不到了,都非大事。然而不錯,往大了說,它們觸及了雙方各自在意的原則。那麼誰的原則更契合這個時代,這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而是力量的博弈。時間會最終裁定誰對誰錯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一体是在进行一场很长远的博弈，问题是，它只允许读者选一边下注。
编后记：
正当这场耐人寻味的闹剧快要收场的时候，就像在博尔赫斯尚在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上演一段小品文一样，北京的审查官员居然封锁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拒绝执行审查的新闻。多么能干高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