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规则冒充正义为中国破坏中国和世界法治的方式
律师兼民主活动人士邹幸彤在香港监狱的牢房里写了《我控诉》。毫无疑问，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由西方主导，距离法律价值的理想还很远。但改善这一状况的方法不是给予非西方独裁者更多的发言权，这只会加深迄今为止无声者的沉默。 ”
港（亚洲新闻） - 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CCBE）最近决定将 2023 年人权奖授予中国律师邹幸彤（Chow Hang-tung）、许志永（Xu Zhiyong）和丁家喜（Ding Jiaxi），他们目前均在狱中。表彰他们“捍卫中国人权和法治的勇气、决心和承诺”。
邹幸彤自2021年起因参与民主运动而在香港入狱； 公开批评习近平（Xi Jinping）的山东“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
颁奖典礼刚宣布，邹幸彤发表了长篇得奖感言。她的文字对规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析，严厉控诉中国透过香港和大陆法院侵蚀正义理念，对国际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我们在下面发布了她演讲的详细摘录。
一名囚犯获得律师颁发的奖品，颇具讽刺意味。当一个承诺遵守法律的人因为涉嫌违法而得到认可时，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思律师与法律的关系，或者更广泛地说，反思基于规则的秩序——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
如今，世界各地政治家的共同主张是需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是基于权利，不是基于价值观，而是基于规则。
也许“规则”的概念被认为政治性更少，更中立，分裂更少。民主人士和独裁者都同意。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独裁者太喜欢这种表述了，因为基于规则的秩序也可以为他们服务。
大屠杀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规则，而是因为纳粹制定的规则。种族隔离不是自然秩序，而是少数白人强加规则的结果。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不是因为任意报复，而是因为透过大量规章制度实施的系统性政策。在我称之为家乡的城市，北京单方面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使我的许多朋友成为“罪犯”，他们是学者、立法者、律师、记者、工会成员和活动人士——也就是说，守法公民做他们想做的事。一直在做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
一个不公义的制度也需要规则来运作和延续，就像公正的制度需要规则一样。事实上，规则往往可以用制度合法性的面纱掩盖不公正，透过官僚效率和冷漠促进大规模邪恶的实施。
当中国的防火墙成为法律权威支持的日常生活事实时，很少有人继续承认它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封锁自由资讯的庞大基础设施每天都在侵犯数十亿人的资讯权、表达权和通讯权。此外，它产生了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受困观众，为虚假信息和偏见的扎根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反过来又给审查带来了压力，并毒害了中国境外的辩论。然而，科技公司——无论是本土还是外国——并没有因为参与世界上最大的思想控制尝试而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总是可以说自己只是“遵守法律要求”。因此，法律成为安抚我们良心的借口，使我们对自己在邪恶中所扮演的角色麻木不仁。
在香港，数千名抗议者目前是根据殖民时代的公共秩序法而不是北京制定的法律被监禁的。我们的警察最喜欢的打击言论自由的武器是一项长期休眠的英国法律，即关于煽动叛乱的法律。上个月，一名男子在山顶手持标语拍摄了一些照片，因涉嫌违反保护乡村的规定而被捕。我们也看到洗钱法被用作拒绝银行向非政府组织和异见者提供服务的理由，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法律被滥用来扼杀和诽谤维权组织，消防和建筑法规被用来骚扰商店和亲民主团体。
同一枚硬币的反面是所谓的“好”法律日益无能为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权法。是的，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并没有阻止对公民社会的持续镇压。官员们毫不掩饰地宣称尊重权利，却肆无忌惮地践踏权利。如果没有人致力于并有能力实现这些目标，人权法就只不过是法典上的装饰而已。
独裁者在公开“承诺”最崇高的原则时毫无疑虑，因为他们不受这些原则的约束。他们不让这样的承诺来约束他们的行动，而是用这些话语来约束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使他们的“正义”永远不会动摇。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酷刑指控是外国宣传。 34年前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什么事也没发生。当法律站在国家这边时，矛盾的声音和事实很容易被压制、抹黑和消除。正如我必须在监狱里向你们讲话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永远不会知道许志永和丁家喜为何被监禁——甚至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国内的有罪不罚现象转化为国外的有罪不罚现象。在建立在主权国家概念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中，政府的全球行动只有在国内有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才会受到限制。因此，中国政府并不羞于加入或自己提出听起来相当高尚的国际交往规则，因为几乎没有人——尤其是其本国人民——能够对其负责。
如果问题只是空洞的承诺和滥用条款，那么基于规则的秩序也许仍然可以挽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喊出破坏规则的人，并在机会来临时，重新启动那些被忽视的规定。或者我们可以吗？
如果规则的意思完全改变了，那就不会了。
香港的经验再次提供了警告。过去几年中许多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都是由法院制裁或强制执行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法官突然忘记了我们的人权法。相反，透过对话语中不可或缺的词语和概念的含义进行微妙的转变，以与严重侵犯人权相一致的方式重新解释这些法律。
同样，对“暴力”的解释越来越宽松，和平抗议的范围不断被压缩，导致数千名抗议者被判长期监禁，他们本身没有实施任何暴力行为，但被仅出现在或靠近暴力爆发现场。因此，我们发现即使是急救人员和调解员也被作为“暴徒”判处多年监禁，而“和平”示威的权利却得到了明确的尊重。
因此，虽然表面上我们仍然使用国际文书和先例中采用的相同的权利语言，但实际上，我们法院对权利的理解与国际标准之间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字词及其意义最终是可塑的，法官也并非奇迹般地与更广泛的社会如何看待字词和建构叙事无关。如果这种对话基本上是自由和民主的，我们可能会设法伸张正义； 但如果这种对话被党派利益所阻碍或占据，或者最糟糕的是被一个专制的国家所阻碍或占据，法律话语就会受到影响。
香港发生的事情不是异常，而是警告。共产党重新定义字词并颠覆其意义的权力并不仅限于中国边境。在冷战期间，人们可以辨识并反击一种独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措辞，而今天的中国却在讲同样的自由主义语言，即权利、民主与和平。当然，关键的差异仍然存在，但被大量令人安慰的短语所掩盖。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党的统治下的人来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熟悉的术语在党语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权利不是个人可以对国家主张什么，而是赋予国家权力来维护人民的“权利”。民主不是公民透过自由结社、言论和选举来追究领导人的责任，而是领导人透过受控管道“慷慨地”倾听人民的声音。和平是透过任何方式确保服从党的命令，而不是拒绝战争或仇恨。
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公正的秩序，那么我们也必须致力于建立公正的权力分配，而不仅仅是崇拜规则。只有当权力真正共享时，法律才能成为共同体的共同表达，而不是少数人的意志。只有当价值观比武力拥有更大的力量时，法律才能发挥理性原则体系的作用，而不是一长串残酷的命令。只有当法律忠实地表达社区的价值观时，它们才能得到成员的尊重和忠诚，而不是仅仅引起恐惧和怨恨。
捍卫世界各地人民的权利不仅是帮助他人，而是定义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建立的秩序的斗争的核心。我们真的是一个有原则的共同体，还是像隔壁的独裁者一样愤世嫉俗？我们是否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世界秩序，或者只要我们站在胜利的一方，我们就对任何形式的秩序感到满意？
无可争议的是，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由西方主导，距离法律价值的理想还很远。但改善这一状况的方法不是给予非西方独裁者更多的发言权，这只会加深迄今为止无声者的沉默。相反，必须透过在各地建立民主来赋予一般民众参与价值观的对话。同样，这是一项艰巨且并非没有争议的任务，当这种努力和团结跨越国界时，常常被谴责为“干涉”。然而，如果我们放弃对民主的追求，我们就没有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公正的国际秩序。
作为律师，任何基于规则的秩序都需要我们的交易，无论好坏，公正或不公正。然而，我们职业的尊严不能以任何形式生存。相反，它与法律的尊严、法律是否反映我们的自主权或否认我们的自主权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能够维护法律尊严的民主制度也是律师的职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获得这一奖项的三位都因为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而被监禁，这场斗争似乎与我们的职业无关。但事实上，这是它的核心。这是一场我们不能动摇的斗争，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所服务的法律可能会谴责我们。因为有时，面对法律本身是尊重法律应有的唯一方式，也是律师能为同胞提供的最高服务。
* 香港律师因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判入狱
照片：Iris Tong/维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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