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沙百里 (Jean Charbonnier)

中国媒体对该《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共鸣。这似乎是北京对梵蒂冈在赛事中先取一分。有人质疑教会站在强者一方。但教宗方济各说协议的目的是本着福音的精神。那么30余位地下主教怎样呢？地下神父是否有自由不加入爱国会？新的教区分布可能进一步控制教会的生活，甚至为地下团体制造更多困难。中国不想介入中断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

巴黎（亚洲新闻） -《Eglises d'Asie》（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的新闻社）9月27日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与教廷就主教任命的协议的分析。《亚洲新闻》得到该社同意转载并翻译该文。

以下是汉学家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沙百里神父（Jean Charbonnier）的观点。

骤眼看来，《协议》最触目的是其方式: 在北京签署，中方似乎占了上风。中国政府的签署代表来自外交部，传统上被视为较自由的部门，相对内部政治架构而言。该《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对今年二月生效的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会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罗马达成正式协议，迫使天主教徒进入官方党政管理的「爱国」框架，地下团体因而弱化。然而，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宣称《协议》为一胜利，并邀请全世界一起欢欣。这份罗马和北京签署的协议，无疑是期待已久，但是否真的如此重要？中国媒体本身，并没有特别关注此事。

我们对此《协议》了解多少？

《协议》明确表达了三个要素：

1. 未经罗马批准任命的七位非法主教，当中三人被绝罚，在正式请求宽恕后与教廷和解。这是中国政府的胜利。这对那几位主教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对于地下天主教徒，他们不大了解教廷此举的意义何在，认为是削弱了罗马的权威。从中国人的心态来看，它代表着失面子和担忧会有更多限制。如果梵蒂冈与北京的对话是一场足球比赛，那么教宗的白队就已经给北京红队占了上风，甚至入了一球。

2. 教宗接受了中国选举主教的「民主」进程。教区的神父、修会人士和平信徒有份参加选举投票。然后候选人名字提交给中国主教议会。当选的候选人名字提交教廷，由教宗最终批准。如果候选人不合适，教宗可以行使否决权。如果这提名在实践中得到确认，那将是教宗的胜利。不过，当教廷表示会承认那七位未经教宗批准的主教时，差不多立时有人表示应该取消协议，尽管教宗有所解释。这种内部矛盾说明了协议触及的真实范畴。中国队所入的第一球效果显着，它弱化了白队的防卫能力。事实上，在教会眼中，这不是一场斗争，而是一种友好和尊重的姿态。

3. 河北省承德宗座监牧区被提升为北京总教区的属管教区。此举是否意味1946年成立的圣统教会总教区会恢复使用？承德的领土辽阔。协议显示这项改变是教宗的意愿。这是历任教宗在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教区的第一次干预......这对于郭金才主教是一次胜利，他是那七位修和主教的其中之一，他的主教座堂华丽耗费不菲。对于承德主教的新声望是否有政治规划意味？承德是中国清朝康熙皇帝建的避暑山庄的所在地。正是在这座山庄，康熙在十七世纪初欢迎教宗特使铎罗主教（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康熙不理解教廷代表的要求。他发现「天主教教皇」侵入了中国的内政。在会面之后不久，铎罗主教正式传递了教宗法令，禁止中国基督徒敬拜祖先，认为是迷信。根据儒家的三纲规范，仪式意味着对主权绝对服从。铎罗主教立即被驱逐到澳门，他在那里收到了教宗擢升他为枢机。

今天给予承德主教的荣誉，是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罗马一种历史性的报复？其实应该是个积极的报复：在郭金才主教身上爱国与爱教打成一片。

另一方面，罗马具体说明，该协议之目的主要是牧民性质，并希望促进中国所有天主教徒的团结。鉴于教宗方济各在强烈要求达成这项协议，大家相信教宗面对富裕强大的中国时，正在邀请教会采取谦卑态度面对。教会有时被谴责支持强势一方。梵蒂冈的政治情况仍然如此，必须考虑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生活中的作用。但教宗方济各的目的是本着福音的精神。这是为了让所有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以服务和爱的精神，为国家的利益而团结起来。

《协议》没披露的部分。

目前，双方向我们揭示的协议只不过是事实的点滴，内里还有甚么内容? 根据宣布的措施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教廷会承认中国主教会议的合法地位，因为它将要考核地方教区提交的主教候选人。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大约30位地下主教将被邀请参加这个主教会议，尽管实际上仍然是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控制？他们有权拒绝被认可吗？否则，就国家和教会而言，风险将是地下的变成「双重地下」。那么，为最忠贞于教会的天主教徒会有分裂的风险。其实教宗是凭地下信友的忠孝才请他门这个非常辛苦的合作。该协议有没有包含一项规范爱国会作用的条款？这是否平信徒积极参与教区和教堂的实际管理方式？不过，主教在宗教事务的权威有没有得到尊重？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可新的承德教区。根据《协议》的公布数据，教宗是这个新教区的创立者。这是否反映教廷开始对各教区有新行政划分？根据《宗座年鉴》，由教廷创建的中国教区有144个。在中国爱国会实施的教区按行政划分，把教区数目减少到96个。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这次改组似乎很合理。但教廷维持传统教区，这样使得地下主教能够与新认可教区的主教们有联系。神父们可以为教区和更适合他们的主教服务。《协议》是否涉及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新的行政划分以一种相当合理的方式，响应新行政中心的发展和神父人数减少。自1950年以来，大多数由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经营的教区，面对神父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直到1966 - 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镇压时期进一步减少了神父的人数。继1978年邓小平实施新的现代化政策之后，能够离开强迫劳改营或监狱的中国神父能够恢复他们的事工。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为一些年轻人教授拉丁语以保证承传。这些神学院于1982年开放。可喜的是，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圣召很多。但在一些教区，只剩下两三个神父。在湖南省，七个教区被分组成为该省首府长沙的单一教区。长沙的主教大约有二十位神父。

目前的协议可能包含一项条款，承认中国教区的新划分。但是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控制教会的生活，甚至为地下制造更多困难的生活条件。

丝绸之路上的实验

构成协议一部分的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任何与罗马的协议都表明梵蒂冈首先中断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一些梵蒂冈官员经常表示，教廷毫无困难地将其代表从台北转移到北京。对教廷而言，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恢复外交关系的要求时，才能展开与台北决裂。

教廷于1942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宗座代表驻于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在中国的首都。 黎培里总主教 (Antonio Riberi) 留在南京，没有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等待新政府的成立。新政府于1952年曾把他赶到香港羞辱他，称他为梵蒂冈帝国主义的代表。

五十年后，在2000年，梵蒂冈再次受到严厉侮辱，因为他们已经宣告了120名中国圣人，其中有些被指宣扬法国帝国主义。中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遭受羞辱，这记忆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仍然存在。目前的中国政府虽然对教宗比较尊敬，但是不是在寻求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如果你细心思量，这可能符合他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满足于不再要求梵蒂冈打破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教会的自由，确保了与大陆天主教徒的具体联系，有利于岛屿与祖国的结合。台湾天主教徒的文化和社会服务见证了教会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尊重。

自60年前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台湾教会一直致力于将教会本地化，以中国语言和文化来表达信仰。在与北京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教会可以充分证明其对中国人民的爱。与台湾断交将成为中国教会的自毁灭亡。

当我们想要乘坐热气球飞行时，首先会释放一个小的「测试气球」以检查风向和风的强度。也许这就是北京现在的情况。我们希望该协议的少数发表文章，不会引发教会的破坏性的台风，这将延误飞行旅程延迟数十年。我们希望这个气球能够升空，开往中国各地的和平飞行，从广州到哈尔滨，从台湾到喀什，继续沿着整个丝绸之路，从北京到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