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梵蒂冈：马主教“变脸”激起难以置信和令人沮丧的反应
辞去爱国会职务后，被软禁四年。马主教现在似乎要收回自己的立场、弘扬爱国会及其为中国教会发挥的作用。部分教友认为他是“被迫的”、有人认为他是“过分压力”的受害者、有人甚至指这一“屈服”是上海团体重获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许九月重新开放关了四年的修道院。梵蒂冈不太相信主教的这一声明。一名中国主教自问，圣座与中国的对话是否还有用、担心梵蒂冈内有人指使马达钦主教“自白”讨好中国政府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梵蒂冈人士建议“不要给予这篇文章过多的重要性”，也就是上海主教马达钦六月十二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其间，他自称是爱国会的支持者、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请求宽恕。但在中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中，被软禁四年的上海主教的“自白”正在激起沮丧、质疑和痛苦。此外，还有对“竟能无视其公民四年的”政府的愤怒。许多压力之后，“让其供出一切”。不仅如此，一位主教担心梵蒂冈有人让马达钦主教“自白”以便讨好政府。
二O一二年七月七日晋牧那一天（见照片），圣座和政府都批准的马主教宣布了退出爱国会的决定，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牧灵工作。礼仪中， 他还回避了一位非法主教为自己行傅手礼。因为他的“不服从”，礼仪仅几个小时后便被隔离在了进教之佑圣母朝圣地山脚下的上海佘山修道院。偶尔才允许他见一些人、“无权”佩戴任何主教标志：无论是主教帽还是十字架、不能公开主持礼仪。
中国当局对马主教掌掴国家宗教政策做法的报复是全面的：修道院被关、修女会遭到监控、教区印刷厂停工、慈悲圣年不得开启任何圣门；教区账面上巨额款项不翼而飞。马主教被剥夺了上海“主教”的头衔、“因违法接受调查”。教区的管理暂时交给了五名总铎区的司铎管理，但他们只能处理最普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事务。在此局势下，上海教区。也是中国最有活力的教区之一面临着被窒息的危险。
“自白”
这是彻底改变以及马主教“重新皈依”的一段。这些年来，马主教有一个自己的新浪博客，他常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灵修反思或者吐露心声，在精神上参与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事件。这一博客一度被屏蔽，后又重新开放。六月十二日，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他教导我们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写于金鲁贤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五）》。金鲁贤主教是政府的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对圣座来说是辅理主教。六月二十日，是金主教诞辰百年纪念。文中高度赞赏了金主教将振兴福传与尊重爱国会、与爱国会合作结合起来。突出了金主教探索中国教会的“独立”、在教区管理和人员安排方面不依附于“外籍”势力。但同时，愿意与“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合一。马主教继续写道，金主教的教导帮助他“遵守国家法律”、积极看待爱国会在管理教会生活中的贡献。其间有这样一段，“有一段时期，我也曾经受到外界的蛊惑，对爱国会做出了错误的言行，事后反思，这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举动，并且良心上反而更不安宁，伤害了那些长期无私地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破坏了金主教长久以来为上海天主教所构建的大好发展局面，这样的错误本不应该发生在上海天主教这么一个有着爱国爱教传统的地方。为此，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不安和愧疚，希望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弥补这些过错。对上海天主教爱国会，我始终带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来自于对爱国会历史上对教会健康发展作出的贡献，比如恢复宗教活动时爱国会帮助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后爱国会协助教会开展牧灵事业等，更来自于我亲身参与爱国会的各项大大小小的工作，爱国会并不是境外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相信现在上海大多数的司铎、教友们都认同爱国会、信任爱国会”。“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历史上，爱国会已经用无数的事实证明了其对教会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发展到现阶段，我认为爱国会在牧灵福传事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最后，马主教表示“复活庆典弥撒中咏唱的“逾越颂”中有一句：‘Felix culpa’（幸运之罪），这句话今天好像既给我们鞭策，也给我们希望。鞭策是，我们犯了罪，跌倒了，这是要接受惩罚的；希望是，我们获取了教训，我们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开始新生”。
反应
中国教友中许多人对马主教的“变脸”感到沮丧。一名中国中部基督徒不“肯定”博客上的文章真的出自马主教之手。“他以前从没有谈过政治。而且，几个月以来他的博客被删除了。因为无法与马主教取得联系，任何人都无法向他本人求证这一变化”。
上海的几名年轻教友认为“都是谎言：这不是主教的信；是别人写的。这是政府惯用的手法，我们早就不信了”。沮丧还因为，这些年来，从某种意义而言，马主教已经成为抵抗政府和爱国会干涉（官方）教会的标志；许多人希望其他（官方）主教能够追随他的榜样，坚定地恪守信仰原则。马主教的坚决态度也给上海教会地上和地下团体带来了最大程度的合一。事实上，地下教会拒绝在爱国会注册，因为爱国会的宪章是违背教会原则的，要建立“独立于”圣座的教会。中国北部的一名司铎担心马主教的这种新态度可能再次“分裂团体、令其陷入混乱。政府知道从中渔利”。他还表示，马主教“是被迫写这些东西的，或许是为了交换一点点自由。这是要付出的代价，就像陕西周至教区的吴主教”。这里所指的是吴钦敬主教，十年前未经爱国会允许被祝圣为主教后被隔离了十年。仅在接受了与非法主教共祭后，政府才允许他正式就职为教区主教。
中国东部的一位神父也谈到了吴钦敬主教的例子，他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我认为和周至一样是强迫的”。并补充说“这令我十分痛心。马达钦主教曾经是那些因为信仰而受难者的榜样。今天，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年轻司铎们常常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不想找麻烦。但有必要在某些问题上保持坚定，是不能退后的。否则，政府就会吸收教会生活，将其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组织”。
认为文章是马主教亲笔的上海教友们则持反对意见。三十岁的姜姓青年指出，“他迄今为止做出的见证现在已经没用了。如果继续下去，完全可以为整个教会带来积极影响”。但也有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主教：“谁知道他遭遇了什么样的磨难、承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总之，政府是不会放弃巩固其对教会控制的，让爱国会和主教团控制教会”（二者都是圣座不承认的组织）。另一名青年表示，“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法长时间顶住压力和隔离。中国政府甚至知道怎样让石头在电视上招供”。他所指的是中国活跃人士、新闻记者、出版商、维权律师等在电视上的系列“悔过直播”。
就这一点而言，梵蒂冈（要求匿名）人士的评论十分有价值，他建议亚洲新闻通讯社“没弄清事情来龙去脉之前，不要过分重视这一‘自白’”。他排除了梵蒂冈建议马主教“缓和”态度的假设。
许多人在问马主教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究竟能“得到什么”。例如，近日来盛传上海修院可能会在九月重新开学。修院就是因为修道生与马主教“配合”才关门的：晋牧仪式上，他们把非法主教挡在了圣堂门外，不让他们参与礼仪。
中国南部的一位主教表示，“梵蒂冈保持沉默令人遗憾。我认为，圣座应该重申文章内容与教会训导无法调和，无论谁是作者。沉默只能造成混乱和许多问题：圣座为什么继续与中国政府对话，让他们这样操纵一位主教？我不希望马主教的‘重新皈依’是梵蒂冈的某位人物指使的，以便推动越来越没用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