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圣座的“遗忘”令地下教会的教友们备有挫折感。二十年来，没有地下主教，仅有宗座署理。在教友的眼中，此类决定意味着对他们团体的死刑判决。“安抚”、会见、官方团体与教宗的纪念-照；地下教会的主教、司铎没有任何会见、也没有降福。在爱国会注册问题。一位官方教会主教表示“我们都是玩偶，我们只是做人家让我们做的”。双重的失败：梵蒂冈的失败、中国的失败

罗马（亚洲新闻）—在中国地下天主教会团体中普遍存在着“绝望”和“挫折”的感受，甚至“愤怒”。地下团体是那些以中国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的名义拒绝一切政府控制的团体，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宗教）教育、书籍出版和阅读的控制。特别是拒绝在爱国会登记注册，这一组织是政府强加的，其章程是要建立独立于圣座的民族教会，这是违背天主教信仰的。

            一些司铎认为，是“绝望”才迫使地下教会的董关华神父非法祝圣为主教的，并散布他就职消息、还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表示愿意未经圣座批准祝圣其他主教。

            这起事件的前前后后十分模糊不清（董神父本人的神智问题；究竟谁祝圣了他、什么时候祝圣的种种疑问；问题是谁才是这一切背后的真正主使：是地下教会还是政府的间谍为了羞辱全体地下教友）。但问题是，地下教会的教友们因为圣座“遗忘”了他们而备有挫折感。网络上对这起事件的许多评论，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他们中的一些人指出，至少二十年来，一些地下主教去世后，梵蒂冈没有任命任何接班人。最多只是指定一名司铎任宗座署理。在教友的眼中，此类决定意味着对他们的团体和教区做出了死刑判决。由此而产生了“绝望”。更有甚者，同时他们看到梵蒂冈批准了在爱国会登记注册的主教候选人。尽管本笃十六世教宗和方济各教宗都指爱国会“与天主教训导无法调和”。

            近几个星期以来盛传的中国与圣座“即将”达成协议、“即将”撤销对八名官方教会非法主教（有些人还有老婆孩子）绝罚并恢复他们身份的消息等，进一步加剧了地下团体的痛苦，一些人指责梵蒂冈采用“双重标准和双重尺度”：安抚官方教会的主教和司铎；冷对，甚至边缘化非官方的主教和司铎。

            中国中部地区一名年轻的地下教会司铎指出，许多到罗马朝圣的官方教会团体，圣座国务院立即会为他们找到见教宗的机会、甚至拍摄团体照。例如，十月五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一百多名苏州（江苏省）教区的教友和他们的主教徐宏根一起与教宗合影（见照片）。事实上，徐宏根是一位伟大的主教，政府和圣座都承认的。但是，如果没有爱国会的事先批准，一名牧人事实上是不可能与教宗一起拍照的。这样的宣传令那些要求见教宗、却被赶回去的地下教会教友们被挫折感煎熬着。一名司铎曾经为河南教区一位晋牧二十五周年——常常十分困难，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不断遭到软禁——的主教申请了几个月的教宗降福，无果而终。这名司铎表示，“我的主教经受了迫害；多年来，为了捍卫信仰、因为对教宗的忠贞经受了巨大困难。现在，他需要得到支持、得到一个鼓励的标志，他们不给。这令我们感到十分孤独”。

            “感到孤独”、“被抛弃”、“被遗忘”是从黑龙江到新疆、从内蒙到广东的非官方教友们不断重复出现的感觉。

            诚然，梵蒂冈试图让教宗访问中国、达成主教任命问题协议、（未来）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中，十分谨慎小心，不要引起中国的批评以至于被用作指责其“披着宗教外衣干预中国内政”，甚至称其支持那些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也就是被北京视为“犯罪”的行为。 此外，几乎是为了避免与北京发生各种摩擦，梵蒂冈决定不听香港退休主教、捍卫中国宗教自由斗士、地下教会“发言人”陈日君枢机的。包括交给韩大辉主教的使命，被派到关岛几个月，实际上是远离了中梵对话谈判桌。他和陈枢机一样同为慈幼会士、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是教廷领导层内的唯一华人。

            问题是，这个教会经历了几十年的迫害中，为普世教会奉献了无数殉道者、服从教宗、拒绝背叛教宗、为了不在爱国会注册而遭受了监狱和酷刑。现在，随着可能协议的“即将”达成，似乎属于爱国会成了一种价值或者是在道义上而言无所谓的、或者是要接受的一个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地下教会的主教们很愿意在政府部门登记、在宗教事务局登记，但不在爱国会。因为爱国会与“天主教教义是无法调和的”。而政府——河南、安徽、陕西……——事实上强迫他们在爱国会登记。即便是承诺只让主教们在政府登记时，也会自动发给他们一个爱国会的证件。

            属于爱国会与否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一组织不仅仅对主教、司铎、教友进行令人窒息的压制，肆无忌惮的强行干预主教任命、司铎职务分配、评估青年圣召。还公然将主教强行带离教区几个月、令他们无法履行牧职、“被度假”、洗脑。恰恰是一位在爱国会任要职的官方教会的主教坦诚，“我们都是玩偶，我们只是做人家让我们做的”。为此，如果梵蒂冈能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与北京达成协议、就司铎注册做出指示，许多地下团体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服从。这一切不是“不服从教宗”，就像某些评论家们不合时宜的评判，而是挽救福音自由的极端尝试，使福音自由不至于被那些与信仰没有丝毫关系的国家和政治机构吞噬。

           在北京与圣座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圣座不会就归属于爱国会与否做出任何指示，让主教和司铎根据他们自己能够得到的宗教自由情况而定。由此，地下教会的教友们会继续他们充满危险和可能入狱的生活，但不屈服于爱国会。

            但是，这将是梵蒂冈的失败，至少是暂时的：在十分渴望的与中国首次对话中，未能为全体教友赢得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间，把官方和地下两个团体之间真正的、和平的和解推迟到未来。

            同时也是中国政府的失败，会不断被其神经质的控制欲所煎熬。一些观察家指出，连日来“协议即将”达成的许多消息恰恰是所谓北京“软实力”的结果，由此威胁台湾、在地下团体中造成焦虑不安、迫使梵蒂冈签署一个铲除地下教会经历的草率协议，把中国教会都交在政府及其控制的手中。

            这双重的“失败”绝非是没有痛苦的：他们导致了官方和地下教会教友中普遍对政府和梵蒂冈丧失了信心；可能会面临一个政治意味协议的危险，教友们躲避在更加私人的方式中度信仰生活。

        但这种情况也是帮助中国教会的契机，不是用政治对话，而是加强整个基督信仰团体的共融、友谊、合作的关系，特别是教育。外交协议可以等待。

            我与二OO六年去世的英雄主教李笃安的最后一次对话中，他说“没有必要去寻求不惜一切代价的政府和圣座外交关系。只有北京完全保障教会宗教自由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让我们关心建设教会和中国社会的福传”。

• “绝望”：面对中梵对话地下教会的感受，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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