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Zhang Xuezhong

在中国和许多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处理远未取得成功。沉默、审查制度、对人民医疗保健的忽视、没收和偷窃医疗材料令体制「完全失败」。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紧迫性。立宪主义者和维权英雄的公开信的第二部分。

上海（亚洲新闻）-  疫情大流行的爆发、新闻的审查、忽视人们的医疗保健、扣押和窃取医疗材料，这并没有像许多国内外的「中国模式」那样「成功」吹捧。这是立宪主义者张学忠的观点。这场灾难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政府体制过时，需要民主的结构和宪法。张把公开信发给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张遭到了盘问和审查。本社发表他公开信第二部分的摘录。第一部分，请参见此处。

此次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时，充分而及时的信息公开，可以帮助公众作出安全、合理的行为选择和生活安排，因而对防止危机的升级是极其关键的。

流行病的爆发和蔓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向公众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的政府可以帮助公众对其行为和生活安排做出安全合理的选择，这是避免危机升级的关键。

但是，合理应对危机的信息公开逻辑，和前现代政体的社会管控逻辑，又是截然对立和互不相容的。

从已有的公开报导来看，武汉地方政府不但在很长时间里对公众隐瞒疫情，而且还严厉压制披露疫情信息的公民。外事机构自2020年1月3日起便开始向美国政府频繁通报疫情，但疾控部门却没有同时向本国民众进行通报：对本国民众生命安全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谓是举世罕见！

另一方面，在已知的最早病例出现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独立的专业媒体对疫情进行调查和报导，也没有医学专业人员向公众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更看不到社会公益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绝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记者、好的医生或热爱公益的公民；而只能说明，政府对社会与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完全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武汉方面在封城前22天，还在查处公开疫情的市民（其中就包括已不幸离世的李文亮医生），可见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是何等的严密与专横。

疫情在武汉爆发后，当地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低效、无能和颟顸也是举世瞩目。在武汉“封城”后，大量的疑似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检测和有效隔离，大量的实际感染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当一线医务人员冒着巨大的风险与疫病斗争时，平时卖力吹嘘自身政绩的各级政府，竟不能给他们提供最起码的后勤保障。疫情持续期间，各地政府以邻为壑的割据式“自保”动作和相互截取对方物资的行径；各地大量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遍布疫区的无数人道主义灾难，则充分表明：过去七十年，无论是在国家构建方面，还是在社会治理方面，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当前的中国，亟需以包含国民主权、社会自治、政党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政治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当前极其落后和不公正的前现代政体，以落实民权，保障民生，并实现国家政治的和平转型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以一部体现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真宪法，来取代现行的伪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