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有传教使命的空间?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在主流和宗教媒体中,传教使命感被贬抑为要做的事情、爱德行为和意识形态立场。沉默笼罩着传教士献出生命的「原因」。各国人民了解耶稣基督的爱的热情和渴望,允许预言的冲动能够感知和帮助各民族的发展和命运。


罗马(亚洲新闻)- 像《亚洲新闻》一样,传教使命和进行传播的媒体的价值,在于其预言的冲动,能够感知和帮助人民的发展和命运。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大家对耶稣基督的爱的热情和渴望。

在10月20日庆祝的2019年世界传教主日,《亚洲新闻》由社长发表社论。该文章由《Rogate Ergo》于2019年10月发表。教宗方济各发表了《2019年世界传教日文告》。

我被问到「媒体中有传教使命的空间?」;可以用两种方式解释。第一:媒体(平信徒和教会的)为传教使命分配了多少空间?第二:是否值得在媒体中进行传教使命?

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媒体(世俗和宗教)为传教使命提供了多少空间?一般来说,我会说:很少。

随着互联网、博客、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的出现,信息的爆炸和粉碎……新闻太多了,任何事实都不可避免地有可能被媒体流吞没。此外,曾经到远方传教、留着长胡子的传教士,是前往其他大洲的少数人之一,这是智慧的象征(对于东方人)和敏锐的冒险主义(对于西方人)。然后他们携带了引起异国情调好奇心的物品,也谈到习俗、食物和衣服。

但是现在,到各大陆旅行的人(有胡子与没胡子),不同的文化,处于生存和耐力边缘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即使是这种异国情调的媒体吸引力也被利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纪录片、报道文章、相册、一个或另一个,一个群组或另一个群组。有时,这些作品构成了良好的人种学数据,有时却没有超出人们的好奇心(甚至有点「取笑和种族主义」)。

的确,这些旅程和报告经常是基于传教士(男或女)的启发或信息而来的,这些传教士成为了参考点,进行了研究和遇到,并从中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能力。文化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但是,很少有人(也许没有人)奇怪为什么那个传教士会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不仅是旅行,而且是过一生。

也有媒体将传教士贴上完全的标签,「因为」这与原始原因(耶稣基督的宣布)相去甚远或与其相去甚远:他们是传教士被引用或引用来支持由报纸或博客​​。在我们的意大利世界中,主权国家和全球化者之间存在分歧,我们试图证明冲突的必然性或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的冲突,尤其是在移民这一主题上。这样,主权主义者冒着将传教士和基督徒遭受原教旨主义伊斯兰迫害,作为伊斯兰无法共存,移民应被拒绝的「证明」,忘记了有些传教士和信徒与穆斯林人民和团体编织友好关系。

全球化者或多或少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与其他民族的友谊和接受,再次援引传教士,忘记(或隐藏)问题,文化对话的工作,融合的需要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教士是如此被提及并出现在媒体中,但是却被用作盲目的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借口,该政党既无法理解由兄弟情谊构成的完整现实,也存在着需要解决而不是隐藏的问题或被拒绝。

宗教媒体并不陌生于这些试图操纵和剥削,使目击者陈腔滥调的尝试。既然教宗方济各说他喜欢「存在和地缘」的「外向教会」,我们经常只谈论「街头」传教士,灭绝部落的承诺,收集有区别的废物的样本……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对传教士为什么赋予生命「沉默」,这是比慷慨地尊重生态更大和更多的无限原因。

我相信,在世俗和宗教媒体上进行这些减少和剥削的原因是,在教会中,作为信徒的身体,使命感正在减少,变得肤浅,贬抑到要做的事情,慈善行为、意识形态立场。教宗方济各在2019年10月主日《世界传教主日文告》明确表示,传教是「神圣的生命,不是可出售的产品-我们不信奉伊斯兰教,而是要奉献的财富」。简而言之,任务视界(「到达地球的尽头」)的「天主教」(完全的和普世的)重量已经丢失。这意味着从耶稣那里收到的恩赐的伟大也已经消失了,然后就沦为某种道德准则,礼节的飞跃,甚至是一种只能轻声唤起基督的慈善小歌剧。因此,传教士并不缺媒体,但耶稣基督不在,不仅是引述或典范,而且是生命和行动的源泉。

对于传教士而言,与文化和人民的宗教对话,慈善帮助和社会正义只是一项很小而日常的工作,目的是帮助人们了解耶稣基督的爱及其能够将我们从中死亡标记解放出来的力量,在各种文化和情况下都有。

以这种方式生活,使命及其在媒体中的传播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渴望交流耶稣基督的生活,传教士们非常关注他们所处的境地并进行预言工作,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戏剧和可能的发展。这远远超出了异国情调和政党政治的减少。

由于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传教士不仅会在谴责中停下来,反而会发出希望的光芒。仅举几个例子:在世界(西方和东方)发现女权主义之前的几个世纪,男女传教士以基督赋予他的生物尊严和自由的名义在中国和亚洲开设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在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ounus)凭借「穷人的银行」赢得诺贝尔奖之前的几十年,印度和孟加拉国国的传教士组成了农民合作社,共同应对台风灾害,所产生的怜悯远远超过了尤努斯银行向无法偿还贷款的人所展示的。